■党俊武

自从2020年党的十九届第五次会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来，全社会应对意识不断提升，相关战略举措密集出台，各项配套政策相继落地，市场参与度显著增强，社会各界广泛卷入，国际社会也普遍关切，显示出世界上规模庞大的人口老龄化大国积极应对的决心、格局和合力，为人类应对人口老龄化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人类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还十分短暂，只有不到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中国的经历从1999年步入老龄社会至今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虽然是人口先行老龄化国家，但由于老龄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严峻性超过大多数人类问题，至今尚未有成功应对的国际范例，而且，他们的深刻教训大于成功经验。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在应对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战略理念不到位、战略纵深不充分、战略后手不周全、战略体系不健全、战略落地困难多和战略行动不协调等问题，总体上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必须纵深推进，为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走出中国道路作出创新性的努力。

（一）正确理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标志的老龄社会相关战略性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从年轻社会、短寿时代转向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重要标志，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本质不单是解决相关少儿和老年人等人口数量增减问题，而是要通过实施国家战略，着力解决人口老龄化背后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借以顺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客观要求，构建不分年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创享梦寐以求的长寿时代。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带来的问题是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包括八个方面：

一是少子化问题。生育率下降造成少子化，这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少子化是西方现代化推动的人们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相应恋爱、婚姻和家庭观念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产物，只要西方现代化不断推进而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不愿意生育而寿命又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就不可能逆转。换言之，生育率下降的根子在于，西方现代化不是生育友好型的人类发展模式，它关心的不是生育，而是经济增长以及利润最大化等。因此，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即使采取顶格的休假、补贴制度以及教育、就业、住房等公共政策必然无济于事。需要指出的是，少子化的根本在于少生甚至不生的问题，单靠解决婴幼儿托育问题是无法应对的。婴幼儿托育体系只能解决已经出生人口的养育问题，解决少子化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上入手，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人类发展之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立意所在。

二是疾病和失能发生率不断攀升的问题。长寿时代最严峻的问题是疾病和失能发生率伴随高龄化而不断攀升，不仅加大健康服务体系的压力，更威胁医疗保障制度的承载力，仅仅依靠短寿时代成长起来的现代西方临床医学为根基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必然面临拉爆的风险，抛开现代西方医学仅仅依靠中医也难以应对，需要在中西医学基础上，依据主动健康理念建构长寿时代的新医学，并改革调整适应人们健康长寿要求的健康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着力从源头上降低疾病和失能发生率，提高高龄带病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确保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衔接性实施，在提高平均预期寿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的健康余寿。人类实现健康老化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努力不仅要解决自身国民的健康问题，更要为人类实现健康老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现有经济观念、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基本上是年轻社会的产物。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新的需求必然引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深刻革命。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后，根本原因之一是现有经济体系不能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要求。面向未来，需要在当前发展银发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老龄经济和长寿经济，推动整个产业体系转变到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要求上来。简言之，老龄经济就是老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长寿经济是寿命维度的新经济，银发经济也属于老龄经济的重要板块，但它不能囊括老龄经济和长寿经济。年轻社会的经济主要是物本经济，老龄经济主要是人本经济。此外，金融是物本经济的核心，但它只是人本经济的工具。按照现代西方金融体系是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躺在床上的美国高龄老年人普遍担心的问题是，一辈子攒下的养老活命钱常常因为一场两场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对于建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在老龄社会条件下金融的底线是确保人民晚年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解决这一重大金融战略问题，不仅关系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成败，更关乎老龄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融底座问题，必须坚持金融经济不背离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回归工具本位，为人本经济提供服务。老龄经济和长寿经济的核心不是金融，而是人。

四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年轻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增多的结果是结构性的，是对年轻社会财富分配观念、制度和方式的重大挑战。年轻社会条件下老年人口占比很低，老龄社会条件下，老年人口占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超过少儿人口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的本质也是代际利益分配格局问题，是未来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应对不当，关系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目前，涵盖出生、就业、养老、疾病、失能风险的现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的冲击下根据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要求建立的，未来的社会保障危机不可避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深刻教训。如何建构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如何处理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利益格局和财富分配问题，这个问题的难度将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而日益加大。

五是文化重构问题。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文化是解决不了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人们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主题是解决温饱问题，但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条件下，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精神生活问题更加突出。而且，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固然困难，耗费了整个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要精力，但越过温饱线人们的精神生活问题可能更加难以解决。目前，世界范围内人类精神疾病发生率急剧攀升、各种精神问题造成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深度蔓延、已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神生活问题层出不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和中医文化本质上属于长寿文化，即如何实现“长生久视”，但现在的问题是长寿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应对长寿及其各种复杂问题，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重大难题。为此，需要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构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新文化。

六是区域均衡发展问题。区域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究竟在什么区域，是在哪个行政区域，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如何在不同区域流动，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做到人的发展的协调均衡，其本质要求就是在防止区域特别是乡村人口过度老龄化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共济性公共政策措施，确保不同区域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育幼与养老压力的大致均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依然是两张皮，如何做到乡村充满活力，这是乡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难题。历史经验表明，必须走人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与老分离”的诸多问题。

七是法律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坚持德法并举、走法治化道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匹配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法律体系建设还存在诸多空白，诸如《老龄事业促进法》《老龄产业促进法》《养老服务法》等。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借鉴西方法律上面临创新的问题。西方法律的文化土壤是个体主义，但中国法律的文化土壤是集体主义。更重要的是，如何汲取西方原子化思维方式的教训，在传统法律的基础上，如何构建适应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要求的中华法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人伦价值的法律智慧。

八是国际战略问题。在全球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标志的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总趋势下，如何利用相关新机遇、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和“卡脖子”问题，这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面临的重大国际竞争问题。未来，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经济潜能将成为新的国际竞争高地。同时，国际交流合作也是联合国框架下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国际事务。为此，不能埋头仅仅解决老年人的相关问题，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实施相关国际战略，扩大开放，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和其他国家一道为人类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认识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教训。发达国家是人口先行老龄化国家，他们在应对上既有经验但更有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堪称应对人口老龄化取得了成功，更遑论国际范本。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诸如移民、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老龄金融、注重法律体系建设、发展老龄制造业、创新老龄服务体系等，但在战略上少有可圈可点的借鉴点，教训比比皆是。主要包括：

一是应对政策和行动的合成谬误。最突出的典型代表是老龄化水平和长寿水平较高的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采取的政策法律以及福利和产业措施可谓十分丰富，但到目前为止，日本年轻人普遍“恨老”的社会情绪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甚至有专家提出倡导日本老年人自杀，并受到年轻人的普遍追捧。而且，日本年轻人的佛系化、低欲望化等现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的“日本化”问题，这种状况正在全世界深度蔓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的社会矛盾正在酝酿，如果不从战略上汲取日本埋头于大力发展面向老年人的事业和产业的教训，我们的明天将令人不寒而栗。据此，可以基本判定，日本的应对政策和法律以及举措很多，但结果却是社会代际矛盾愈演愈深，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值得警惕的！

二是打补丁多而战略考量少。目前，整体上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面临深刻危机，未来的拉爆只是时间问题。如何改革，不少国家的研究者都有深入的研究，但由于选举政治以及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样一种战略性课题上的相机抉择机制，难以出台真正有效的改革举措，只能走打补丁的技术改革路线。例如，大前研一认为，日本没有在根本上采取战略举措，未来的前景堪忧。这种状况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三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是其突出表现。长寿时代全生命生活质量的保障在于金融的稳定性，确保人们在年轻时积累财富以供晚年用度，寿命不断延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的深刻焦虑。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十年一次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已经证明，西方发达的金融体系不仅无法给人们的长寿提供金融保障，反而是人们生活保障缺乏确定性的根源。因此，现有西方金融体系的本性和长寿时代的要求是一对矛盾，而且，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对此无解。对于中国来说，探索稳定的保障长寿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就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四是高成本的产业化医药体系。现代西方医学是先进的，但也是高成本的，背后的动力是资本的逐利性，而不是“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人民宗旨。按照现代西方医学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危机有可能在波动性的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叠加高成本的产业化医药体系的巨大压力而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通老百姓普遍担忧的问题。对此，中国在协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评估中西医的战略定位，并通过主动健康和发展中医药把健康成本降下来，以平稳度过人口高龄化的持续冲击。

五是缺乏人伦道德的天然短板。个体主义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土壤，伴随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的深度演进，老年人需要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来自子女、家庭和亲属体系以及邻里的关爱关怀，但强调个体独立自由的西方文化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愿望，基督教虽然可以提供心灵慰藉，但宗教排斥异教徒的文化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间是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本质上来说，个体主义文化适合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在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和集体主义相比，个体主义不仅是毒草，而且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备受孤独煎熬的重要原因。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个体主义文化不仅是造成当今西方人的原子化、异化的重要文化原因，而且已经蔓延全球，给未来前景带来的风险大于希望。

总体看，西方的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中国则是在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超前进入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优势和不足，但在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上除了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他们的深刻教训。

（三）全面澄清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认识误区。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十分短暂，而且，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演进。老龄社会是一个高于年轻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需要一系列新概念、新判断、新命题、新逻辑、新话语构成的新理论和话语体系来描述、认识和把握。现在，人们已经身处人口老龄化标志的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但观念、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发展模式依然拖弋在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有关老龄社会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主要命题和底层逻辑还不清晰，也不统一，相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才开始搭建，加上年轻社会的旧概念、旧判断、旧命题和旧逻辑的固化作祟，导致人们认识存在误区、概念使用混乱，在实施国家战略的实践操作上也造成诸多问题。

最典型的误区是把老龄社会当作老年人多的社会，以为实施国家战略就等于养老战略，即等同于应对老年人增多产生的养老、健康、长期照护等问题，认识不到老龄社会是社会主体的结构性变迁及其导致的社会形态问题。另外一个误区是把实施国家战略等同于解决人口增减过程中的“一老一小”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解决了“一老一小”的问题，老龄社会的问题才解决了“冰山一角”，人口结构变动的问题还没有涉及。何况，如果不站位老龄社会新思维，单靠年轻社会的观念、制度和发展方式，“一老一小”的问题也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再一个误区是“养老金融”这个含糊的概念。的确，长寿时代条件下，人们需要养老，即年轻时需要购买金融产品，为老年期做好金融准备。但是，老龄社会不仅要解决人们普遍长寿以后的养老问题，还要扬弃年轻社会的金融体系，建构适应老龄社会的金融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新系统，也是构建理想老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来说，“养老金融”这一概念的底层逻辑就是把老龄社会等同于老年人多的社会、老年人需要养老的社会，从金融层面说就是要构建养老金融体系的社会。这种错误和狭隘认识需要扭转。

还有一个误区是站位老年人立场，强调老年人的利益，为老年人代言，倡导“适老化”“老年宜居”“老年友好”等所谓“新理念”。局部来说，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关爱老年人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但是，全面分析，这些所谓“新理念”除强调孝道文化意义上的关爱老年人外，其他含义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站位老龄社会，老年人、中青年人和少儿人群都是社会的主体，单独强调任何一部分社会主体的利益，都容易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从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埋下解构的祸根，日本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实际上，联合国提出的是要把老龄社会建设成“年龄友好型”社会、把老龄社会的硬件体系建设成“年龄友好型”宜居环境，背后的考量是既要满足不同年龄人群各自的特殊需求，也要满足他们的共同需求，核心在于构建代际和谐的年龄平等社会。

最为含糊的就是“养老”这一概念的认识误区问题。养老是漫长年轻社会特别是农耕社会也是短寿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古老概念，加上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人不到花甲年龄就离老去不远了。因此，整个社会强调希望上了岁数的人要享享清福，不要让他们再操心操劳，晚辈们要更加敬爱有加，侍奉左右，甚至尚能自理也要“搀扶”侍候。老年人也乐得享用，认为这是被尊敬的标志。实际上，这一切的后面就是晚辈把老年人当作被动的对象，而老年人也乐得被动“享受”，甚至老百姓内心深处也认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被动式生活方式”才是某种“人生意义和价值”。但是，现在，60后们来了，他们已经开始和正在放弃上述“被动养老”的观念，甚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认为自己不但不要让别人养，他们反过来还在养活和帮助年轻一代，被动享清福的理念正在衰微，终生自立自立自强的理念也正在深入新一代老年人的心中。年轻人或者晚辈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父母步入老年也需要有自己的事情可干，不仅有利于长寿，而且可以缩短高龄时的失能期，这样老年人的幸福体验度更高。但是，目前，舆论、产业特别是渗透在产品、服务以及所谓商业模式当中的深刻理念就是“被动养老”，既是老龄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不少具体举措屡屡落实受阻的内在原因，需要纠正和澄清。

目前，在操作层面，最大误区是国家战略思维在实践中往往演化成为局部思维、当前思维、部门思维和事无巨细思维乃至办好事办实事思维、事务主义思维。落实国家战略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中层贯通，更需要底层落实；既需要立足当前，也需要谋划和准备长远；既需要部门履行职能作用，更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既需要战略准备，更需要落地举措和具体行动；既需要各主体做好自己分内工作，更需要按照国家战略统一协调行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存在落实行动上的不协调，难以形成合力，反映到思维方式上常常出现诸多不良倾向，诸如国家利益部门化、全局安排局部化、长期事务当前化，当前问题长期化、宏观事务微观化等。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许多基层领导把落实应对老龄社会的国家战略理解成为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只顾忙忙碌碌，没有计划，不分轻重缓急详略，陷入仅仅给老年人办餐桌等事务主义困境。给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当然是必须的，但还有很多系统性的工作更要持续地抓。

（四）充分把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我们非常熟悉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发展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以这样的头脑看待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经济问题，结论往往是悲观消极的。现在，最典型的一个认识误区是追问能够替代房地产业的新风口是什么？背后的理念和逻辑是经济思维上的刻舟求剑。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机遇是结构性的，也是升阶性的，既是对现有经济的挑战，但更是未来经济的巨大机遇。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现有经济主要是物的经济，未来经济是人的经济。人的经济包括物质经济、精神经济和服务经济，其中，许多是尚未开发的蓝海，例如精神经济；二是要看到未来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龄经济和长寿经济潜力巨大。这里我们提出一个“预期潜力”的新概念。到2050年，中国40岁以上中老年人口约为8亿，如果没有人均30万—50万元的预期准备（考虑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的平均余寿26年，按30万—50万算人均年消费只有1．15万—1．9万），那么，届时将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这样，2050年老龄经济的预期潜力至少在240万亿—400万亿的区间（这个计算是保守的匡算）。未来，很难再找到如此规模的经济产业领域。

（五）重新认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基本定位。老龄社会是中国必将面临的长期国情，如何应对，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主题，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主攻方向。纵览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同大势，立足中国国家立场，兼顾人类发展利益，建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必须从基本定位上服从两个战略目标要求，一个是对内国家整体战略，这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另一个是既定的中国国家站位的国际战略目标。这就需要在既定的国家整体战略顶层设计大盘子中处理好与已有其他国家战略、国家站位的国际战略的关系，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其他战略有机地融合起来，但不是在现有国家战略体系之下增加一个新的战略板块（例如什么养老战略板块、健康养老产业板块等），而是上作镶嵌式顶层设计，中有贯穿式运作安排，下可渗透式落地模式，左右还要考量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句话，绝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统揽全局，立足长远，做好整体谋划。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从国家战略的位阶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战略是最高战略，下分人口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和生态发展战略以及军事战略、国际战略等方面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战略中的独立的方面战略，而是渗透和横跨各个方面战略的“中间战略”。所谓中间战略，即它既不是总体战略也不是方面战略，更不是专项战略，而是各位阶战略都要统筹考虑的具体战略之总合。这正是老龄社会相关问题的特殊性。如前所述，老龄社会是一场全面深刻持久的革命，带来的根本转型既有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也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有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区域问题以至国际问题。因此，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系，必须统筹考虑。

（六）战略目标。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即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是通过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促进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二是老龄工作、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自身发展的核心目标，整体来看，这一核心目标不仅仅是发展健康养老事业和健康养老产业，也不仅仅是解决老年人和婴幼儿的各种具体问题，也不仅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应对老龄社会的所有问题，并最终建设理想的年龄平等的老龄社会。三是国际性目标，即在全球老龄化重大趋同态势下推动理想人类社会的建设，逼近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四是个体目标，或者人民全生命的发展目标，即“生得优”“长得壮”“活得长”“过得好”“病得少”“老得慢”“走得快”“后无忧”（身后无忧）。换言之，就是要在解决“活下来”“活得长”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的问题。

具体来说，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就是要构建战略体系，一是树立长期适度稳定均衡人口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人口战略，从根本上使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朝着有利于人的发展方向调整，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树立主动健康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健康战略，从主动健康上深刻调整现有健康服务体系。三是树立社会主义经济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经济战略，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和体系，建设适应长寿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四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政治战略。五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文化战略。六是树立社会公平公正观和年龄平等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社会战略。七是树立协调共济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区域战略。八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生态战略。九是树立现代法治观，实施应对老龄社会的法律战略。十是树立命运共同体观，实施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国际战略。面向未来，还要深化研究，做好战略纵深和战略后手准备，推动国家战略全面可持续实施。

（七）战略原则。一是坚持人民站位、全民行动的战略原则。老龄社会是关系所有人及其全生命的深刻革命，应对老龄社会需要所有人终生参与，只有做到每一个人都是应对老龄社会国家战略的自觉行动者，实施国家战略才有可能。二是坚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的战略原则。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常态社会模式，当前尚处于老龄社会的初期阶段，许多问题尚未完全暴露，这就需要在着眼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更要提前部署，研究探索老龄社会潜在的、深层次的、长远性的影响和矛盾，在研究中深入挖掘、透彻分析、做出科学的基本判断，做好应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战略安排和制度设计。三是坚持低成本、高效能的战略原则。应对老龄化需要全要素资源投入。要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公共财政投入压力巨大等“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实际国情，把人们的合理预期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结合起来，坚持成本效益的原则，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科学安排应对老龄化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结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优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确保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各自作用高效能发挥。此外，要深刻挖掘中医等优势，为应对老龄社会找到新的低成本的战略性的长远举措。四是坚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的战略原则。老龄社会带来的转型性问题和长远性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决定了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是体系性、全方位、多层次的，因此，统筹协调这一根本方法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实施应对老龄社会国家战略必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形成强有力的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有效机制，避免九龙治水效应、部门各自为战效应或者个别部门主导的倾向，造成国家战略沦为部门战略的陷阱。五是坚持立足国情、注重创新的战略原则。应对老龄社会是一项长期的伟大实践，虽然老龄社会是人类趋同的大势，但各国国情不同，这就需要立足国情，制定相应因国制宜的系统性战略举措。借鉴老龄社会先行国家的经验特别是深刻教训，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中国式应对老龄社会道路不仅是可能可行的，而且是必然必需的。

（八）构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行动体系。从宏观上来说，实施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国家战略，其机制在于建立动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力量的有效运行机制，这就是把积极应对老龄社会从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的各自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统一部署、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一是建立健全与实施国家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体系。总的思路是做强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做实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坚持党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工作的领导、理顺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老年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健全社会参与机制。二是建立健全老龄政策体系。从落地实施来说，需要把国家战略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建立健全老龄政策体系，打好政策组合拳，确保国家战略能够配套协同运行，避免合成谬误。三是走法治化道路。目前，从整体上来说，现有的老龄政策还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政策，向少儿人口的政策转向进而强调“一老一小”政策的演进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还不是面向全人群、体现应对老龄社会国家战略的立意，离建立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法律体系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四是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和表彰体系。建立科学实施国家战略监测指标体系，并发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现代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各级老龄工作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对于实施战略效果好、创新多、示范性强的好的模式、地区、机构和个人，也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动态表彰。五是建构实施国家战略的行动生态。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是大国模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持续关切实施国家战略所需要的生态要素组合，只要明确战略主体、战略组织、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内容、战略工具和操作指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从国家来说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个人来说一张蓝图画全生，一段接着一段干，大胆创新，艰苦努力，就一定能够建构起实施国家战略的良好生态。

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举世瞩目，未来的任务十分艰巨，迫切需要从对每一个人负责、对后来人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的高度，把政府打造成为战略型政府、成为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厘清个人、家庭、社会、市场和政府等各主体的责任边界，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同时，建立健全统筹动员的战略性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各方面的能量，调动各主体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扎实提升各社会主体的响应能力，形成对冲挑战和实现理想的巨大能量，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这是未来实现全体国民拥有一个尊严、保障、体面的长寿生活的中国梦的体制机制保障。

（作者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