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的重要载体，深入而系统地加以整理和研究，能保证前贤医家的智慧、知识和临证经验得以延续，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以“辨病论治”为指导的通治思想在汉以前便有记载，《马王堆汉墓医书》中《五十二病方》记载“治癃有陈葵种、龙须利尿止淋”；我国临床医学奠基人——医圣张仲景，他的《伤寒杂病论》为辨证和辨病论治提供了足资参阅、借鉴的样板，该书以辨病作为主旋律的内容比比皆是，其后历代医家多有承袭和创新；明代孙志宏编著的《简明医彀》，在阐述各科病证诊疗时，其学术特色是先列“主方”，主方明晰，并根据辨病所呈现的不同症情，引述方药的加减法，使读者易学易用，甚便于临证疏方。“主方”，即该病证的通治效方，它是在医者熟谙该病病因、病机和治疗的前提下，予以认真斟酌而确定的。可见，“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相结合的特点符合中医临床文献所反映的本来面目，以辨病论治为基础的通治方药，也正是中医药学的核心成果。《中医古今通治方研究集成》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余瀛鳌先生指导编写，是系统总结梳理和研究中医古籍通治方药的专著。

余瀛鳌先生擅长通治方研究与临床应用，临床主张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提出“主病—主证—主方”为主线，辅以“兼病—兼证—损益化裁”的辨治模式。“通治方”看似简单，而要研究清楚、吃透适应证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先生说：“临床应用‘通治方’，至少应该具备‘药性平和’‘照顾全面’两个特点，它应该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基础上的产物。”“通治方”的倡导和应用是先生在用药上讲究“王道医学”的具体体现之一。对于“通治方”的使用，先生强调：“对于每一个‘通治方’的性质和适应证，应该心中有数，不可轻率地将一些剧毒药和刺激性强烈以及性质极偏的药物，随便加入一般‘通治方’中，以避免产生某些意外的反应。”

先生撰写、主编的中医论著不下30余种，领衔整理出版的古籍无论是丛书或者类书，乃至辞典的编撰，除了传统的校勘、注释整理以外，下功夫重在“选”上，这也是先生一贯主张的“学以致用”的具体体现。“选”的功夫首先体现在书目的筛选上，要做到在万种古籍中择要选出历代各个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并能在内容上展示其学术精华，这就需要对古籍整体概貌及其学术内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在“选”的过程中发掘其精华的内容而为临床诊疗服务，这是先生提出临床文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并为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具有代表性的如《新安医籍丛刊（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6卷本）》《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临床新用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1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医药学志》《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医传统医学大系（4卷本）》等，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医大辞典》《简明中医辞典》《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等多部辞书。先生在中医古籍整理“选”上所下的功夫还体现于对历代方剂的研究上。组方用药的合理与疗效的取得有密切关系，识别筛选古籍中所载录的多不胜数的处方，并给予恰当的按语和注释以方便临床医生选用，不仅需要懂临床并对方剂的运用有体悟，而且还要熟悉各科疾病在历代文献中的阐述和用药特点。先生几十年以来，一直徜徉于中医古籍的瀚海宝山之中，对于历代学者的学术精华以及临证特色较为谙熟，因此在选方上往往独具慧眼，极富卓见。

2007年余瀛鳌先生编撰了《宋以前医方选》，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广泛收集了宋以前多种临床典籍和几十种方书，本着切于临床实用，尽量避免重复的精神，精心筛选了临床各科方剂6000余首，每方之下，分列主治、组成、用法、出处诸项，简明扼要，无一缀语。

2010年余瀛鳌先生和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名家、文献研究所前所长萧敏材先生组织编写了《中医通治方精选》，该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口腔科5册，所选取的临床各科通治方以历代古方为主，也收选了一部分现代中医药编著或刊物中收选的通治方。2018年8月的一个暖日，余老叫我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份电脑打印好的文本——《编撰＜中医古今通治方研究集成＞的初步设想》，说明了图书编写的源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李忠编辑与我晤谈时，约我协同相关同志，编一套较《中医通治方精选》内容更丰富、有诊疗实用价值的‘通治方’大型丛书。我考虑应有一班同志共同完成此书的编撰，参与的各卷主编为近几年师带徒学术经验传承人，亦可找部分同志协作组织编撰。”先生以文字和语言明确了选方书目的基本范围、选方基本要求和编写体例，简约明了，一如先生一贯的风格。

本书按照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分卷撰写，每卷之下，按病类设章，章下设病，病下为选方的方名，每卷的选方和编写工作由该领域的首都国医名师、科主任、中医古籍专家共同指导，资料引用准确，简明扼要、切于实用，力求传承弘扬历代效验通治方，促进后世方药传承，促进中医方药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