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报》于2月22日和3月22日分别刊发了气学说组场的两篇文章，为组场研究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平台。《组场：中医气学说创新技术》一文旨在构建和展现组场整体的知识体系框架；《从意识科学和心理学视野看中医气学说组场技术》一文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出发，说明组场研究不是标新立异，现代科学和心理学也在研究“意识效力”（即如何发挥和运用人潜在的意识力量）命题，组场是以中国原创的气学说为理论工具阐释这一问题。同时，组场也不是无源之水，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蕴藏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的组场内容。

气学说创新技术组场是指组场者通过意念把自身的气、自然界中的气以及场地内对象（诸如人、物等）的气组建成一个混元整体，使之充斥在特定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气场变化、通过语言引导影响气场与气场中的对象。其操作过程包括准备工作、优化状态、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收功静养6个阶段。其中，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是操作核心阶段，优化状态是操作的基础阶段，准备工作和收功静养是操作的起始与收尾阶段。组场究其实质就是在发挥人的潜在意识力量（以气为中介），它不是玄奥的，也不是虚幻的，人们在生活中都在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在中医学和传统文化中，古人尤其重视意识（或称之为神意、心性等）的力量，形成了特定的发挥意识效力的技术、规仪等文化现象，如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再如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组场的内涵、原理、操作要素等，属于变相的组场。

中医学与组场

中医学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中医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正式提到祝由一词：“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从隋唐至明代，祝由疗法被纳入到官方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体系中。布气属于中医行气医术的范畴，行气医术也来源于《黄帝内经》。《灵枢·病传》提出：“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将行气与导引、按摩、针灸、中药等中医疗法相并列。

祝由疗法与组场

祝由疗法形式多种多样，如“祝”“咒”的声音形式，“禁”的仪式形式，“符”“箓”的图象形式。这些形式都是意识效力发挥作用的载体，“祝由”效果的好坏和施术者本身意识状态的好坏与意念力量的大小密切相关。因此，对祝由类技术可作如下解释：祝由类技术是中国古人借助声音、图象、道具等载体，通过特定动作和仪式祈祷禳病，以发挥意识效力治疗疾病的医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收录诸多祝由的内容，并将其与针灸、导引、按摩等一起作为疾病治疗的方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所著的《千金翼方》中专设《禁经》上下两卷，是其对当时民间禁咒医方的收集、挑选与整理；宋代，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医学著作《圣济总录》中专设“符禁门”，书中不仅对祝禳禁咒加以论述，还收录了300余道符箓，祝由之兴盛可见一斑。成书于明代的《轩辕碑记医学祝由十三科》是一本医疗领域方面的祝由专科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诸多病种的祝由治疗，且运用中医理论配伍符箓辨证施治，在祝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儒门事亲》《格致余论》《类经》《厘正按摩要术》等书对祝由术亦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孙思邈在《禁经》开篇云：“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可知他将治病方法分为五类，认为禁咒、符印与汤药、针灸是同为重要的医疗手段。对于为何收录这些祝由方法，其曰：“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于意表，不有所缉，将恐零落。”孙思邈认为虽然祝由术较为神秘且其原理不被人们所理解，但此方法施行广泛，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孙思邈对其进行了整理保存。那么如何阐释困扰孙思邈的祝由疗法原理呢？组场理论可以阐释。

祝由疗法治病的过程相当于组场的变相应用。如《千金翼方·禁经》中提到的禁时气瘟疫法：“东方青温，吾肝中之气……，五方五温，悉在吾身中，不得动作，即归在实。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把各个方位的瘟疫之气同自身脏腑之气联系起来，既是聚气，又是由此及彼，借助自身之气同周围的瘟疫之气同步协同，并对瘟疫之气发放“不得动作”的指令，来预防疫病。再如该书中的禁肿法：“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天门亭长来捕痈肿……，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急急如律令。”从组场的角度来看，“日出东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是通过形象思维使意念与虚空之气相合，“天门亭长来捕痈肿”是将虚空之气聚到患病处，“得便斩杀莫闻罗，一唾当心，再唾都愈”是发放痈肿痊愈的意识指令。而“急急如律令”翻译过来就是快点按照意识指令产生作用，是一个强化意识指令的过程。也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咒语，是古人或许认识不到祝由是自身意识效力的作用，而将之归功于太上老君等仙佛力量。

布气疗法与组场

布气法属行气术之范畴，布气之“布”，是发布，布放之义。是指由医者（指行气术有素者）将气发布聚向他人而起治疗疾病作用的一种特殊功法。《黄帝内经·刺法论》中载有布气防疫的方法：“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次想赤气……；次想黑气……；次想黄气……。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其正是对组场的变相运用，是通过五气存想的方法，运用神意连接自身之气和自然之气，组建了一个防疫的气场。后世书籍亦多有记载为他人布气治病的记述。《晋书·艺术传》载幸灵治痿痹症之灵验故事：“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冥目寂然……，少选，灵又令去扶，既能自行，由此遂愈。”宋代《云笈七签》所载“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中的“布气诀”一节记载到：“夫用气与人疗疾，先须依前人五脏所患之疾，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令病者向方，息心静虑，此与布气，令其自愈。”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述李若之为其子布气治病的故事：“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子中迨，少赢多疾，若之相对坐布气，迨觉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由上文献可知，首先，布气法的实质是将气布放到他人身中，“取方向之气，布入前人身中”“若之相对坐布气”，以使其“正气布讫，邪风自退”，此即组场的聚气以强化气场，并在此基础上发放祛病的指令。其次，布气有素质要求，要行气修炼有成者方能布气，“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且在操作时要达到一定的状态——“冥目寂然”。组场技术的施行亦需进行内证体察和提升状态的训练，且在组场操作前要先达到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优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方进行组场。

祝由疗法的原理机制是“移精变气”，布气术的原理机制是“以意使气”，两者相同点都是发挥神对气的作用。不同点在于，布气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强调意念与气的结合，即在操作中必须体察到气并以意使之。祝由疗法施术者在操作中不强调意念与气结合，直接运用意识效力，意到则气到，其虽未体察气，但气在其中亦产生着作用。两者在修炼中，都以强化自身状态和增强意识效力为中心，一则用气，一则直接用意而已。同时，在操作中都有一定的规仪、流程、指令、道具等的配合，实质都是围绕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和发放指令而展开，是借助形式更好地将“气场”组建起来。

传统文化与组场

传统文化中与组场最为密切的是巫舞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音乐等。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蕴含着古人对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理解和体悟。

巫舞文化与组场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的皮钰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殷商时期的巫舞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巫舞是巫师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殷商时期的巫舞有着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万舞、魌舞、《大濩》、奏舞、庸舞、武舞、羽舞、雩舞。这些巫舞有月令政治、祈雨、乐教、驱鬼、辟邪、逐疫等作用。其中，万舞是重要的巫舞内容，包括文舞和武舞，手拿道具，武舞为干盾，文舞为龠，表演的舞人有男性，有女性，人数较多。祭祀商汤的《大濩》为桑林之舞，舞姿顺势而舞、手舞足蹈。

巫舞往往人数众多，不仅有巫师、巫人，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其中，巫师通过巫舞有变相组场的意思，通过自己的功能状态，带动众人组建了“祈雨”或“逐疫”的气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研究员运用心理学荣格“无意识集体原型论”来解释这种场的效应，认为巫舞就是巫师通过特殊的方式唤醒人们生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将人们头脑中隐藏着并有强大力量的原型进行直观化。

有学者运用气功科学的理论解释巫舞的起源，认为远古人较为简朴单纯，精神状态近于“气功态”。由于远古人缺乏对气功态的正确认知，故其气功态容易和已经习惯了的形体活动相结合，呈现形体活动的气功态，气功所谓的自发动功，即巫舞中的顺势而舞、手舞足蹈的舞姿。气功理论认为气功动功是某种意识（或潜意识）定向诱导（控制）下，体内气机被激发，或内气与外部之气（包括自然之气和他人、他物之气）相感应而引发，其基本特点是气引形动。自发动功这种气功态，不仅可以强化自身各种功能，还可以形成一定的气场。因为古人思维单纯，容易形成意识同步，故较容易由个别人自发动功的气功态引起群体性的自发动功的“场”现象，此即后世所谓的“巫舞”。

祭祀文化与组场

祭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郊特牲》：“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将祭祀目的分为祈福、酬报、消除灾祸三类。中国祭祀文化在气学说的影响下，实则是借助祭祀形式的变相组场。祭祀中，众人对上天、祖先、孔子等圣人十分崇敬心态，容易达到意识同步而聚气于场。如秦的祭祀文化是按照五行观念、依据“五德终始”的原则而营建。汉高祖全面继承秦帝国的国家祭祀体系，以秦人旧有的白、青、黄、赤及新增立的黑帝为至上神，汉武帝将郊祀的至上神由雍畤中的五帝改为太一神，进一步发展为太一祭祀。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博士根据历法文献探析了太一、五帝的实质含义，认为太一坛上的五帝未必是五方帝，更可能是五行。关于太一，先秦时期以太一为中心的哲学文献以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最为系统，其曰：“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学者多将简文内容看作是一种讨论万物生成过程的宇宙生成论，认为太一是宇宙的原本。因此，李晓璇认为在太一祭祀中，五德终始中的五帝被认为是辅佐太一化生万物的五行之气，而太一则是化生五行之气的元气。元气较五行之气更为根本，秦汉之时，气学说盛行，汉武帝时期将更为根本的元气作为至上神也就不难理解。由此观之，太一坛的设置极为讲究，太一元气在最上层，五方为五行之气，祭祀之时，通过太一和五方的祭拜，实质是祭司导引众人意识与五行之气乃至太一元气相合，从而将气聚于祭坛的场内，并通过祭祀的目的，如发放祈福、酬报、消除灾祸的意识指令，使气场产生相应的作用。一般祭坛多为圆台形，如天坛的圜丘，有中心感、集聚感，这样更容易在祭祀组场时意识的集中与气的集聚。

传统音乐与组场

传统音乐与组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音乐影响人的意识。如《吕氏春秋》云：“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史记·乐书》亦云：“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风美茵等认为音乐的振波首先可以影响到脑波，进而波及人的情绪产生变化，音乐疗法的实施则主要由移情效果进而影响到人之心身的过程。”五音对应五脏和五神，五行音乐疗法将传统音乐分属五音，相互配伍治疗相应疾病。这相当于演奏者通过音乐组建了不同五行属性的气场，使人的意识与音乐的场相合而产生作用，中国古琴养生学会风美茵将之看作音乐的调神、调气功能，并且认为琴音乐是促进机体与内外环境和谐的中介，如果双方能将心身都投入到音乐的深邃意境里，使人容易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意识情志指向的场。杭州市和睦医院的李航等认为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能起到“阴平阳秘”的作用。音乐治疗的要诀，就在于脏腑和、志意和、欲求和、认知和、行为和与环境和。“余音绕梁”这一成语亦是对音乐这种场性状态的生动形容。

二是音乐影响社会集体意识的气场。《孝经·广要道》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史记·乐书》对此有详尽的阐释：“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单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三国时期嵇康认为音乐“入人心也深，化人也速”，可见不同音乐组建成不同的气场，从而改变社会集体意识，影响社会的风俗习惯，古人将之称为音乐的教化作用。

组场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

如上所述，中医学的祝由疗法和布气疗法，传统文化中的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都蕴藏着古人对人体生命和意识潜在力量的认识和体悟，及对其行之有效的应用，但正如孙思邈所说，其“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故不可推而晓也”，这些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容充满着神秘色彩，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应全盘否定，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吸取其中合理的气学说髓核，摒弃其神秘的外在形式，组场便是适应时代需求很好的创新与转化工具。

其一，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的创新性应用。一方面，组场能够较为科学合理的阐释、剖析祝由和布气疗法的原理机制，能够较为自洽地阐释清蕴藏在巫舞文化、祭祀文化、传统音乐等之中的生命与意识科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传统气学说理论与技术的应用空间，组场可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手段，应用于大健康产业之中，还可以应用到教育以及农业、工业等生产生活领域。同时，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组场技术重在挖掘、发挥人意识的潜在力量与效力，有望改变人类未来文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其二，组场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气学说技术的创造性转化。组场作为气学说的创新技术，是对传统气学说技术——祝由、行气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传统祝由、行气技术具有神秘与迷信色彩，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亦难以被现代科学所接纳，而组场继承了其内在的合理成分，摒弃了其外在的神秘色彩。传统的祝由、行气技术多是单人施行，传授更是口耳相传。组场技术重视发挥集体场的效应，可以按照科学的知识体系大规模的加以传授。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组场理论力求从根本上对古今中外“意识效力”相关的技术和内容予以阐释。在学理上，运用中国原创的气学说阐释工具；在技术上，讲求规范的培训和操作流程；在研究上，注重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以此实现此类科学研究的突破，使之科学化、现代化，用科学规范的学术占领阵地，如此也才能真正遏制迷信的泛滥、杜绝邪教的产生。

我们气学说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气学说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理论创新、实践运用、内证体察和基础实验，认为气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仅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更与前沿科学密切相关。因此，在秉承传承创新原则的基础上，组场的研究思路仍是以气学说为说理工具，辅以现代科学的论据与研究手段的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古老的气学说得以创新性应用和创造性转化，既不失中国原创气学说之本色，又能兼容并蓄现代文明之成果，使气学说搭上现代文明的科学快车而步入科学的殿堂，也使现代文明插上气学说的智慧翅膀而迈向崭新的未来。

本文作者：刘争强 章文春 江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