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年堂”老药铺开业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最初在南城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创办者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店铺字号，既含有《淮南子·说林》“鹤寿百岁，以极其游”之意，又取“松鹤延年”之吉语。

永乐初期，连年战乱，多地瘟疫频发。特别是永乐六年（1408年），南方暴发大瘟疫，并向北方各省蔓延。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疫情，研制出“避瘟金汤”（后定名“鹤年甘露饮”），无偿赠送灾民。

“鹤年堂”所处菜市口，明代称菜市大街，为京南要衢，是外省人进京必经之地，也成为集聚与住宿首选之所，交通发达，人员密集。此时丁鹤年已73岁高龄，遂将药铺交由儿子丁文勇打理，并特别叮嘱：“医者应为胸怀仁心、医心之人，万不可予唯利是图！”

丁文勇铭记父亲之嘱托，秉承其乐善好施之仁德。当时南方瘟疫已近京城，为防止瘟疫蔓延，给过往路人提供预防瘟疫之药饮，特在药铺门口放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早装上满满一大缸“避瘟金汤”，免费供过往的人们饮用。路人闻之，无不争先恐后。这一送，就是大半年。当时的医药名家张景岳形容“鹤年堂”赠药的盛况“世人趋骛鹤年堂”。

疫情之后，“鹤年堂”药铺门前所置一大药缸并未撤去。丁文勇依据“四时”防病之理，以不同节气，配制不同的汤饮：春时“避瘟汤”，具有清热解毒，避秽除烦之功；夏时“解暑汤”，具有清心涤热，解暑除烦之效；长夏“化湿汤”，具有健脾化湿，消食开胃之功效；秋时“润燥汤”，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之效；冬时“散寒汤”，温经散寒之功。久而久之，人们将这“五汤”统称为称“甘露饮”。无论是行人、小商贩、人力车夫还是官宦、权贵，只要经过“鹤年堂”门前，“任客饮用，不收分文”。丁文勇见饮者不绝，自感欣慰，言道：“药行之本就是济世行善，喝的鹤年堂之字号，扬的是鹤年堂之名声！”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医王圣一接手“鹤年堂”药铺，仍延续“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传统。时年宛平、大兴二县出现疫情，王圣一便联络京城多家药铺掌门人对源于唐朝宫廷的食疗方“秋梨膏”进行了兼收并蓄的调整，以北方润性最佳、药用价值更高的赵县雪花梨取代原方中的秋梨，由此更具生津止渴、润燥清肺、降温治疫的作用，并将其置于药铺门前大药缸旁，与“避瘟金汤”一起，供路人随意取用，持续达数月。

“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善举，历经明、清、民国，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540多年之久，无不为京城百姓所称道，人们将这口施药之器物俗称“避瘟大缸”。据传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曾到“鹤年堂”寻访，当时的掌门人曹永利特请其品饮“避瘟金汤”，而清宫御医也曾多次到“鹤年堂”品饮“避瘟金汤”，无不称好。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京城酷热，占据北京的“东北王”张作霖曾差侍卫到“鹤年堂”讨取“避瘟金汤”，以为消暑。

说到“鹤年堂”的“避瘟金汤”，还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渊源。

据《鹤年堂养生密码》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第三次下西洋，途经南亚、西亚诸国。这些国家属热带地区，瘴疠（瘟病）多有发生，前两次船队人员仅因染瘴疠而病死的近千人、伤者不计其数。

此次出行前，郑和多方搜寻可以防治瘴疠之药物。经友人相告，郑和得知北京“鹤年堂”药铺所制“避瘟金汤”对瘴疠之疫颇有效果，特意到京寻访。

丁文勇与郑和同为回族，一见如故。他详细向郑和介绍了“避瘟金汤”的机理、配方和功效，郑和甚为满意，随即奏请成祖朱棣，请求上谕“着鹤年堂尽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很快，“鹤年堂”便接到配制“避瘟金汤”助郑和下西洋的旨意，丁文勇随即配制。考虑到“避瘟金汤”熬制工艺要求高，在船上不易操作，经过反复实验，决定把汤剂改为利于携带、利于保存和利于泡制、利于饮用的茶剂，同时考虑到船员们在海上待得时间长，容易疲乏，又在方中增加了养元类药物。遂差人到京东开平镇（今唐山市开平区）订制陶壶千余，以储茶剂。

不久，千余壶“避瘟金汤”经海运送至郑和船队起锚之地江苏太仓刘家港（另传为福建长乐五虎门）。船队行程之际，船员以“避瘟金汤”防暑降温，颇有起效。据传郑和把“避瘟金汤”当做“国礼”，献给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国王拜里米苏剌，颇受青睐。此后郑和的四次下西洋，均把“避瘟金汤”作为必备之物。

（原标题：鹤年堂：广施避瘟汤“药茶”成国礼）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户力平